解放前夕的第二条战线,还有这些感人故事

发布日期:2019-10-27 13:42:55    浏览次数: 2111

[·温/观察网专栏作家胡费霞]

随着祖国70周年的临近,各行各业都开始了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各种读书会和闪电庆祝活动。借此机会,我重读了金冲及先生1948年前后的日记《第二条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再次被“艰难险阻”所感动。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战线”,学生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冲及先生的日记为我们近距离观察解放战争中的学生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本文以这篇日记为中心,辅以其他相关资料,描绘了1948年前后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各个方面。

一、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域

解放前夕,人民的生活有多艰难?有太多的历史材料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

1948年4月,住在南京的叶圣陶通过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经历表达了这样的情感:“丁士球来见两位官员。她在医院当护士。根据报告,有相当多的病人计划在医院自杀,并且担心护士。自杀的原因都是经济原因。社会贫困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能不悲叹吗?”同样,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张玉敏观察到,自抗日战争胜利开始以来,由于经济萧条和物价飞涨,上海中小学“第二阶段学费分别上涨”和“与第一阶段相比增加了4倍以上,相当于秋季的7倍”。

如此高的学费让许多贫困学生家庭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春节前后,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等组织联合组织了一次慈善义卖,帮助贫困学生。上海学校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动员同学参加慈善义卖。慈善义卖那天,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然而,国民党政府认为,有数千名学生参加的集市是非法的,“已经禁止并扣押了70名在街上出售学生徽章的学生”《三清团》谣传慈善义卖的钱是给新四军的,威胁到参加慈善义卖的学生,从而给慈善义卖运动造成挫折”。从张先生的这些陈述中,很有可能看出当时学生活动的规模很大。一方面,它揭示了青年学生的无助和不满,同时也反映了高校党的地下党员的渗透和动员。

1946年初,学费再次上涨。根据当时的记忆,这个数额“比上学期第二阶段高出好几倍,大大超过了一般工作人员的承受能力。出现了一大批贫困学生,其中有严重困难的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况真令人震惊。

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指示,和平民主运动应当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两者都成了地下党员的焦点。当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决定吸取以往活动失败的教训,再次发起学生援助运动,成立学生援助机构。经过宣传和审议,“两万多名学生走上街头出售学生证,大大超过5000万元的目标,达到8389万元,帮助4000多名学生解决了困难。”学生援助运动取得了成功,但是国家政府仍然希望学校能够开除一些以非法名义参加学生援助运动的学生。

得知这一情况后,上海市学校委员会立即组织了一个支持社会和家长联合会向社会呼吁,希望赢得舆论的支持。《大公报》、《文汇报》等当时上海的知名刊物成为学术委员会表达心声的重要平台。小学生的抗议和各种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辩论也使得学生运动的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然而,面对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正视和检讨,反而视之为祸害。在蒋介石看来,“最近的学生运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国家道德和国家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显然是由‘共产党’直接或间接指挥的。如果放任自流继续下去,不仅学风会败坏,法律和纪律也会被打破。它必然会使青年教育机构成为无法无天和无法无天的根源。为什么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学校,并珍惜这样不守规矩和暴力的年轻人?”随后,1947年5月18日,国民政府在临时国务院颁布了《在“平叛”时期维持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禁止10多人请愿、罢工、罢工和示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冲及等进步学生发起了革命活动。

老照片中的“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二,社会变迁与人生追求的塑造

根据金冲及的记忆,自1947年5月和6月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运动达到高潮以来,国民政府一直镇压复旦的学生运动。学生的自主权将被强制关闭,一些学生将被逮捕和监禁。学生运动在高压下往往会沉默一段时间。然而,12月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2月下旬的严冬,每天都可以在上海街头看到冰冻的难民,这太可怕了。同济大学首次发起了一项提高御寒衣物的运动。复旦地下党随即抓住征集寒衣和抗议九龙城事件的合法运动,动员和团结了学校的大多数学生,打破沉默,开创了一个新的积极局面。在活跃的知识分子中,他们还建立了核心组织,举行了各种阅读会议和社团,提高了每个人的意识,并在其行动中形成了一支骨干力量和广泛的网络,使运动能够广泛和持久地开展。”

当时,学生活动的发展与社会形势紧密结合,而地下党组织在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酝酿、催化和组织作用。通过日记中一些更详细的描述,我们可以更详细地看到地下党组织的运作模式。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以金冲及为代表的复旦青年学生在动荡的时代是如何改变思想、磨练自我、形成共产主义信念的

在他的日记中,他说:“从南站路向东沿着东站路到晁海路,往回调查这个地区。那里的难民真的太苦了。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我用两根竹子支撑了几个垫子。当我爬进去时,我的头会碰到顶部。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睡在泥上,最多撒些稻草。年轻人出去乞讨食物。妇女抱着孩子,胸前没有任何衣服。这种样子,难怪前几天每天都会冻死12个人。......他们起初不明白我们的目的,后来明白了,立即包围了我们,”老板,再给我写一双鞋”和“老板,看我的裤子”。有些人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他们原本是皖北和豫东的居民,因为干旱后无法在黄河上生活而逃离了。当我看到他们时,一双恳求的眼睛让我发抖。然而,我们收的钱太少,不敢大胆地写凭证。我们只是怀着坚定的心一个接一个地分发它。唉,我们的力量实在太小了。“这真的是‘有一千万件冰冷的衣服可以帮助世界,却不通知人们’。”

此外,他还记录道:“几天前在石楠,人很少,有分布和调查,但仍秩序良好。今天,所有动员起来的人都去浦东发了。联络站在基督教青年会小学,里面和外面都很拥挤。......宣传队到了,这很令人兴奋,一位女同学拿着扩音管教小学生:“10万张大票发行了啊……”一边唱歌一边解释,旁边的司徒汉将鼓小伙子敲了起来,很热闹。另一方面,当难民们排队领取他们的衣服时,农业学院的一个满脸麻子的同学指着一幅大型漫画,上面展示了10万张票压死了一个普通人,并对他们说:“穷人和富人生来就是同一个民族。”。为什么他们现在有这么多吃的,而你却没有吃的?就因为他们吃了你那份食物。"让它变得简单是有意义的。"

这本书里有许多类似的叙述。什么样的学说才能深入人心,取决于这一学说能否解决国家和人民的关键要求。

三.道路选择与心态表达

在靳先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基层高校党员和积极分子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们需要密切注意与其他学生的联系,逐步帮助其他学生提高思想觉悟,然后引导这些学生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来。早在皖南事变后,面对国家政府对青年活动的频繁镇压,中共中央南方局号召进步青年“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经常交朋友”,从而保持力量,等待机会。

金冲及说,他两次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两种不同制度几乎同时”发展了他加入党组织。这个案例很好地反映了当时高校地下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况。

关于两次入党的由来,金先生写道:“我两次入党是在1948年上半年,大约相隔一个月。第一次是在四月和五月。我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的大一新生卓家伟培养出来的。她属于南京市委上海联络处。第二次是在五月和六月。那是邱申楚,我在复旦中学读书时最亲密的同学,他在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学习。他属于上海市委系统。”

以前,历史地理系有一个秘密的核心学生群体,他们不断组织学生的各种爱国运动。这个小组有七名成员,包括金冲及和卓家伟。另外几个人是党员,但他们属于党的不同系统。1948年1月,金冲及因参与12月9日事件被同济大学记录在案。4月,卓家伟入党。之后,为了完成入党过程,金冲及写了一本自传,描述了他的个人经历和入党原因。“自传递交后不久,她告诉我,它已经得到了组织的批准。有一天(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有人会来到你江苏路的家,说他姓他,他会介绍他。这是建立关系的方式。”

至于与何先生的会面,金冲及回忆道:“那天,的确有一个戴眼镜的人,比我大六七岁,说他姓何,卓家伟叫他来找我。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而且他似乎不是复旦大学的同学...他先问了我的情况,然后说:他将来会定期来我家,在这个阶段,他主要是帮助我学习。从那以后,金冲及就和犯罪现场调查有了联系。然而,没过多久,他的好朋友邱申楚又找到了金冲及,并说他会培养他入党。邱申楚听说金冲及入党了,非常吃惊。金冲及在日记中写道:“他很震惊,问是谁介绍我的。我说卓佳伟。几天后,他紧张地来找我,说组织已经检查过了,聚会上没有这样的人。......我立刻惊慌失措,迅速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没关系,你再给我写一本自传。就这样,我写了第二部自传。”

复旦大学的老校门

6月初,金冲及收到组织正式批准他入党的通知:“邱申楚告诉我,组织已经批准我入党。有人会来和你联系的。密码是送你一本书...到时候,会有人根据密码来宿舍找我。我知道这次来这里的人,姜农,新闻系大二的学生,来自台湾。我几天前见过他。”但是这些情况,老何并不知道。“他还是偶尔来我家。那时,学校正在放暑假,大多数学生都分散在家里。他来主要是为了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帮助我学习党的指导精神。他没有安排任何操作任务。这种关系持续了三个多月。我“观察”和“观察”,从未发现任何异常。有一次,我再也忍不住了,在书房里直截了当地问他:托洛茨基人怎么了?他做了分析,是对的。这让我更加困惑。”

到8月和9月,情况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国民党特别刑事法庭在上海、天津等学生活动活跃的城市开始了大范围的逮捕行动。包括金冲及在内的30多人在复旦被捕。为了避免被通缉,他躲了起来,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回到学校。后来,我在南京市委上海联络处遇到了前复旦新闻系学生程纪明。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这个组织的信息:“他的组织关系于1949年初转移到上海市委系统。他问我:自从大逮捕以来,你去了哪里?组织上(指南京市委上海联络处)本来要送你去解放区,但我找不到你。我详细告诉了他我以前说过的话。他告诉我,这是南京市委系统的,“csi”的名字是何重印,他也是他的联系人,目前担任上海总工会秘书处的负责人。还陪我去看了何重印一次。后来,他告诉我,卓家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事实上,解放前复旦大学至少有四五个不同的党制,其中最大的是上海市委领导的复旦总支部。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复杂形势和危险形势,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决定采取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等措施来维护党的组织。因此,一个单元中会有多个系统,并且它们之间不会有连接。这样,即使一个组织被摧毁,其他几个系统也可以保留下来。这种情况只有上级领导才能控制,普通党员和基层组织领导都不知道。

这些是金先生日记的一些片段。如果你对此感兴趣,你不妨去寻找原作。与任何解释性的说法相比,历史数据可以更好地突出一个渴望光明和进步的年轻人在那个时代是如何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奋斗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让人感到非常感动。正是这些先辈们无私的奉献,导致了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打一万拳还是很难的。让我们面对它,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作者坚信先辈的思想肯定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一代,忘记历史或根据某种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歪曲历史是对无数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的最大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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